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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不刻意安排的攝影精神，讓黃伯驥無意中紀錄下大臺北的變遷。60-70年代，臺北人口數穩定成長，越加擴張的商業市場也讓臺北逐漸褪去農村景象，邁向都市化社會。

黃伯驥這時期的作品，反覆出現「界線」意象。〈新社區〉指出一條楚河漢界，排排站的新式公寓佔據相片一方，像了無生氣的積木；而那條界線以外才是有生機的社會，矮樹、平房，搖曳尾巴的水牛，和正在推動人力三輪車的車夫，日常的生活著。又或是〈晚歸〉裡的民權東路，直至現在也是臺北重要道路之一，剛開通的民權東路寬敞的橫貫整個畫面，街燈在暮色亮起，此時本該是汽車呼嘯而過，但黃伯驥捕捉到的是一個打赤腳的農村小孩，正要牽著耕田好夥伴回家，顯示此時農業仍是臺北常見的職業，和都市化的臺北並存著。

又或者是拍攝臺北「克難街」一帶，聚集許多眷村，因為新房尚未落成，黃伯驥拍下一個直接在狹窄巷中露天燒飯、圈地養鴨的家庭。陳佳琦評黃伯驥〈陋巷〉，是「直接面對克難的現實生活，但卻不過分暴露貧窮」。對黃伯驥而言，這家人並不是卑微的「夾縫中求生存」，而是以平視的眼光，肯定了他們努力過生活的堅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