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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江之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周逸銘

家兄周逸昌過世至今五年將屆，回憶過往，百感交集。從小家庭教育屬於日本式，兄姊與我三人在成長階段其實各有天地，並不親密，對家兄的唯一印象就是他自小十分愛看書，一有零用錢都是拿去買書。成年後，我從商，他走藝術；後來舉家遷往比利時，他則在法國，也是各忙各的。互動變得多起來是父親過世、我與家母遷回台灣以後。當時住處相距不太遠，他每週要來我家三趟，跟家母和我家人共進晚餐，這樣持續二十多年。直到他過世前幾年我們搬到陽明山後，他才改成每週一次，想來這也是家兄孝順顧家的表現。也正是那時候開始，我們才變得比較有互動。餐桌上，他若不是「吃飯配書」就是跟我聊時事、談政治，劇團的事很少聊，因為我是門外漢。

家兄自詡點子王，對很多事情有獨到看法。做人也很有正義感，路見不平，管他地痞流氓還是軍警，一樣介入主持公道。我會問他，你都不怕嗎？「做對的事，有什麼好怕的。」他就這樣回我。我們最後一次全家旅行到峇里島，是他的提議與行程規劃，看得出他對那裡的寺廟、美術館、表演真的很喜歡，一再跟我們說峇里島的藝術很值得研究觀察，甚至表達退休後想搬去那裡住的想法。家兄一直隨性又固執，最後一次出國，是在醫生和家人都反對的情況下，留下一張給家母的字條便離開，說是跟印尼那邊已有約束，不能不去，怎知竟天人永隔。

江之翠文教基金會的成立是一九九九年的事，當時因為家兄要我「回饋社會」，我也就被他任命為基金會的董事長。基金會的主要事業即為支持家兄畢生投入最多的江之翠劇場的運作，我雖掛名董事長，實際會務皆由家兄推動。劇團到後來，因為人事紛擾直至解散，一切讓他很煩心，會務也就沒怎麼推動。毫無疑問，江之翠劇場是他一生的心血，因為人材培育十分不易，而他想做的事情，在我看來，又經常是超過個人之力所能達成。他過世後，一些他的好朋友和學生都認為基金會應該繼續運作，不該停止，至少應該先把家兄一生努力的成果整理出來、公諸於世，我深受感動之餘自然也願意全力支持。

這套紀念專書所以能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文化部對基金會提出「台灣現代劇場先鋒周逸昌先生之有形、無形文化資產數位典藏暨出版計畫」的支持，另外是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家兄文物以及書林出版公司的出版合作。還有家兄生前培育的劇團成員、學員以及一些我識與不識的朋友，一聽到是家兄的事，皆二話不說義務幫忙。沒有這些人力與資源的挹注，現在的成果就難以呈現世人面前。家兄一生兩袖清風，念茲在茲即是南管劇場藝術的傳承與發揚，希望這套紀念專書的出版，能讓他的志業受到應有的重視並且發揚光大，以慰他的在天之靈。

禪者．音樂家．文化評論人／林谷芳

傳統藝術界，周逸昌是個很特殊的人。

特殊，是因傳藝界出身社運者少，而傳統藝術與實驗劇場在當年也還是光譜的兩極，周逸昌卻將兩者結合當作一種文化運動來做，且一做二十年，直到他無預警地離開人間。

周逸昌投身南管的九○年代中期，南管背負著許多人的文化想像，有人以其千載清音而上溯漢唐，有人視其為台灣文化中的古典根源，但學哲學、搞社運、「不懂」南管的周逸昌則不然，他對南管的醉心很難說有什麼學術或藝術的緣由，真正讓他一往無悔的，其實是因南管觸動了他生命最深層、混沌卻又極度真實的一種「想像」。

正如此，最初「江之翠」的演出才會與假面舞者、氣動舞蹈結合，而《朱文走鬼》相接舞踏所呈現出的那種異於一般梨園戲的神祕乃至詭異的氛圍，也正是一路下來自然會出現的事，許多朋友伴著周逸昌走來固不以為異，但南管老先生卻就驚訝得冒出冷汗來。

我與周逸昌相識二十年，真聊天卻不上十次，但倒有兩三次他談到相信南管直扣著某種人類共同的、原始的心靈，只因後來文化的粧點模糊了這本質。對南管，這幾乎是它唯一主體的領略。

正如此，周逸昌自己學不學南管無所謂，他只靜靜地領略，一步步地去挖掘那背後隱藏的東西，去接觸那人類心靈最混沌又深層的塊面。

正由於這樣的觀察，我與周逸昌乃有了二十年的君子之交，也多少對江之翠挹注了棉薄之力。許多專家學者談到周逸昌身為藝術總監，在江之翠發展上戮力與論述不夠，許多南管人也覺得周逸昌跟他們不同類，所以江之翠才會面臨某些障礙，但如果回到了這樣的觀察，也就可以了解周逸昌為什麼會一直在「行外」，江之翠又為何會那麼獨特乃至唯一。

然而，作為「外行」的周逸昌在日積月累中其實比許多南管人更知道江之翠須補強什麼，所以他要大家紮實基本功，既聘請泉州梨園師資來教，更要求團員超越南管的一般傳承去做訓練。

民間樂人非專業藝人，長期浸淫，固能掌握韻味，但基本功鍛鍊也常不足。以「捻指」為例，能勻者不多，雖說不勻亦有其味，甚而疏落跌宕，但正如用筆般，直走偏鋒，變化就不多，握好中鋒，乃可粗可細、可偏可圓，而在這一波保存傳統的浪潮中，許多「行外」研究者卻常以粗陋為質樸，行內又因積習、輩份未能探源，遂將現存者勝義解、神聖化；而周逸昌雖在行外，卻能穿透行內的成規習見，所以他才要我引介竹笛大家俞遜發來授課，也聘請馬任重教發聲，團員基本功之能紮實，這點「出乎其外的學習，入乎其內的運用」正是關鍵。

就是看到了周逸昌這種非南管人乃至非傳藝人士的特質，禪家談生命領略又舉「一超直入如來地」，所以這些年我對江之翠，也跟其他人有著不同的期待。

可惜的是，這期待，還沒看到清晰、撥雲見日的結果，周逸昌就這樣走了，而這走，也帶走了他對南管混沌而神祕的觸動，往後要再有這樣的人恐怕也難了。

難，全集的編纂乃愈形重要，有此編纂，不僅是對周逸昌的追思，哪天也或者會有人因這全集而出現與周逸昌同樣的觸動。

因為之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兼戲劇學院院長／鍾明德

台灣鄉下有一種很衝的阿北：看什麼人都不順眼，對什麼政府的事都要幹譙兩句，很多事情他愈說愈急愈說不清楚，但覺得大家都必須努力幫助他，因為他正在替天行道。周逸昌讓我想起這種典型的阿北：如果台灣劇場很墮落，他說，這都是你們的錯……。

我跟周逸昌算不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三不五時他就會在我身邊出現，要求我幫他這個那個：去文建會抗議補助辦法不公，請補助江之翠的演員出國學琵琶，幫忙號召年輕人來參加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的工作坊……我幾乎都不曾拒絕，原因是人家有求於我，只要我做得到都會盡力而為：目前這篇一千兩百字的小序也是如此，逝者為大，我還是直接談談他的兩三件好事好了。首先，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間認識周逸昌的，黃承晃把他介紹進來，跟馬汀尼、黃建業、張照堂、平珩、劉志華和我一起組了個「當代台北劇場實驗室」。那時候他對劇場毫無概念，只聽說是台大「植物人」，曾出國到法國學拍電影。他年紀比我們大部份人大，看起來很沉默老實，在劇團成立和新戲排練的兩三個月期間幾乎都沒聽他說過什麼，所以他後來三十多年都留在台灣的小劇場裡奮鬥打拚，幾乎是沒有任何人能想像的事。台灣八○年代是個很魔幻的時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從這個角度看來，周逸昌的確是「八○年代之子」：當所有人學院的歸學院、市場的回市場時，他一直留在體制外的小劇場中跟一代又一代生澀的年輕演員常相左右，相濡以沫。他是江之翠的團長，月入兩萬上下，而很多人可能都忘記了：有二十幾年之久，這幾乎是他唯一的正職。

其次，周逸昌是個有熱血理想的知識份子，蹭著一九八○年代「美學與政治齊飛」的小劇場運動浪潮，邊做邊學，竟然走上了傳統戲曲的南管賞遊之路。從西方現代劇場的前衛風潮回溯到台灣戲曲的古典美學身世，這不只是時代創造了周逸昌，而且是：周逸昌內在裡的某種狂熱幫助台灣以另類的方式來照見了最美好的自己。二○○七年我代表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將一百萬台新獎頒給了江之翠的《朱文走鬼》，當時周逸昌歡呼尖叫：我們可以付房租了！《朱文走鬼》讓南管、舞踏、能劇和現代劇場藝術做了跨界的相遇，這應當是文化人周逸昌對台灣戲劇最難能可貴的貢獻。

最後，我覺得這也是周逸昌的重大優點：他是個愛讀書、會鞭策自己上進的人。我經常好奇他是否擁有不學有術的神力：他不是戲劇科班出身，在參與「當代台北劇場實驗室」之前，對戲劇理論和實務一竅不通，可是，接下來二三十年，舉凡較重要的一些戲劇議題如政治劇場、溯源劇場、儺戲田野、媽祖進香、梨園戲曲、陣頭文化、太極導引、舞踏訓練、歐丁劇場、劇場人類學、儀式劇場、藝乘、氣功、禪修等等，周逸昌幾乎都奮不顧身地搶先投入，直到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客死在爪哇宮廷舞田野途中：像一些在舞台上過世的偉大演員，他應該算是求仁而得仁了。他不是演員、導演、編劇、設計師或學者，但是，卻很生動地具現了劇場藝術家們應該有的熱情、悟性與探索精神。

《 朱文走鬼》之外，上述的熱情、悟性與探索精神，我認為是周逸昌留給台灣劇場最好的文化資產。

王櫻芬／國立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特聘教授

與周逸昌相識於彰化文藝季「千載清音—南管」的研討會上。那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是江之翠成立的隔年。

一九九五年，周逸昌找我去幫忙主持江之翠在臺北縣立文化中心的演出——《南管遊賞》。當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氣動與南管的結合。

從此，我一路看著江之翠成長，也是它的忠實支持者。我幫他們做節目單的英譯、二○○ 一年帶他們去日本演出、二○○二年夏到他們在陽明山的集訓場地分享南管研究、擔任基金會理事等等。此外，周逸昌多次找我到劇團聽他們的南管唱奏並提供意見，我也多次請他們幫我在臺大的課程做南管和梨園戲的示範。二○○七年春，我本來還要陪他們去紐約演出，但因臨時病倒住院，只好請在美國的葉娜博士代打。二○一二我也幫忙牽線，促成臺大圖書館進行江之翠影音資料數位化計畫。

在這期間，我跟周逸昌成了好友。雖然我們不常聯絡，但是彼此之間有一種莫名的信任感。除了氣味相投之外，我們相信彼此對藝術的品味和敏銳度，也對南管可以和應該是什麼樣的藝術有著頗為接近的想像。或許是因為我們都曾親炙臺灣老一輩南管樂人，因此對於南管古樸蒼勁的韻味和外柔內剛的特質，有著類似的體會。同時，我們都對南管深不可測的理論體系充滿好奇和嚮往，尤其是其中的門頭牌名（或稱滾門曲牌）系統，以及整絃排場的排門頭傳統。這點可從周逸昌執行「現階段南管滾門曲牌影像與聲音資料保存計畫」（2001-2002），並推動排門頭傳統的重建（詳見本書〈《古曲清韻》緣起與期盼〉），可以窺見一二。

不過即使如此，周逸昌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謎樣的人物。雖然到他二○一六年驟逝為止，我們相識二十二年，但是我對他仍是一知半解，甚至連他的名字究竟是周逸昌還是周易昌都無法確定。最令我不解的，就是他為什麼對江之翠如此執著，可以為它犧牲奉獻、鞠躬盡瘁。說來慚愧，就連他當初成立江之翠的來龍去脈，我都不曾好好地問過他。

幸好有這套書撥雲見日，讓我對周逸昌終於有了較為完整的了解，也讓我的疑問得到了部分的解答。

我發現，光是圖片頁的一手史料便蘊含了豐富訊息。例如，一九九○年〈零場121.25 實驗劇團簡介〉，已經為周逸昌日後的方向定下基調，如「耕耘出特屬於這片土地的文化花朵」，「不計個人名利」、「追求高品質的演出」、「嚴肅地面對提升文化品質的使命」、「需要接受不同種類、性質的專業訓練」。其中，「不同種類、性質的專業訓練」（頁243），正是周逸昌從零場到江之翠一以貫之的訓練方式。

一九九六年海報標題「在地與國際的交互實驗」（頁185），也預示了江之翠與日本舞踏、尤金諾． 芭芭（Eugenio Barba）、印尼宮廷舞蹈的合作。

一九九八年《一紙相思——南管移步遊》宣傳品的文案（頁28），更精簡扼要地點出了周逸昌的基本理念：「在保留傳統精神及內涵的前提下，結合現代劇場的表現手法，將傳統藝術做了傳承與發展。整場演出具有『變』與『不變』的雙重特質，讓觀眾從『不變』中看到傳統『可變』的契機與潛力， 從『變』中看到傳統『不可變』的精神延續。」

誠如明儀所說：「周老師一直強調，必須先把傳統的南管音樂和戲劇扎扎實實地學好，同時在運用傳統元素做創新的呈現方式時，必須不斷地去思考和檢驗什麼是『可變』和『不可變』的元素」（頁354）。所以周逸昌自己說：「傳承做首位，創新第二」（頁294）。

從這套書中，我發現周逸昌的許多人格特質與我相近，例如不喜歡談論自己、不懂得自我宣傳、心直口快、完美主義、對真理追根究柢、自己不會做但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吳朋奉語）。難怪我們會那麼合得來！這套書也讓我發現，周逸昌對於南管、戲曲、意識、身體等許多方面不但有深刻體會和細膩觀察，更身體力行、不斷鑽研，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詮釋和訓練方法。

巧的是，最近我正在想著「南管的身體」，而這套書中處處可見周逸昌一生對於本土肢體語言的追求。這兩年我對峇里島樂舞的著迷和對中爪哇宮廷舞蹈的崇拜，也呼應了他從二○○ 七年起對於印尼樂舞的投入，可說是殊途同歸。遺憾的是，我起步得太晚，來不及跟他討論和分享。

雖然周逸昌最後幾年幾經掙扎，終於抵擋不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決定結束江之翠，但是這套書讓我們認識到，他在不同階段所訓練的學生，正在各自的崗位上以各自的方式繼續努力， 朝著他的理想邁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周逸昌和江之翠的一些創舉，對兩岸的南管和梨園戲發展不但帶來重大影響，並至今持續發酵。例如，《南管遊賞》（1995）首開梨園樂舞劇場化風氣之先，《後花園絮語》（2002）帶動了南管與環境劇場的結合，而二○○五年周逸昌力邀泉州樂人來臺參與排門頭演出，更刺激了當地對於排門頭傳統的後續重建。

最後要感謝婉舜，在周逸昌過世後立下宏願，並說到做到，發揮整理一手史料的長才，為周逸昌從一九八○年代起的作為留下紀錄。在上冊中，我們看到周逸昌難得可見的自述，也看到他人對他的回憶。在下冊中，則整理了周逸昌的演員訓練方法，以及三位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回顧。附錄中更提供了相當完整的年表資料。雖然不同的人所描述的周逸昌有所不同，也與周逸昌的自述或有出入，但是不論如何，這套書提供了詳實豐富的資料，可作為未來繼續研究的基礎。

除了這套書和已有的兩本碩士論文，我發現周逸昌執行「現階段南管滾門曲牌影像與聲音資料保存計畫」的影音資料已經可以在開放博物館線上閱覽，而臺大圖書館為江之翠所做的影音數位化成果也可以在館內借閱。這些豐富的資料是研究江之翠和南管／梨園戲的重要史料， 但迄今未受重視（包括我自己在內，非常汗顏）。

希望這套書可以帶動之後對周逸昌和江之翠的研究，讓他們對劇場、南管、梨園戲的重要貢獻能夠獲得遲來的重視，也讓他們的歷史地位能夠受到應有的肯定。

林世煜／周逸昌摯友

周逸昌的弟弟住我家隔壁棟大樓，裡頭有周媽媽和弟弟一家人。周逸昌常去探訪，也常過來我家，聊天吃飯喝酒。有一回，他在餐桌上切法棍，很專心一直鋸。太太和我靜靜地，看他毫無所覺，把桌布鋸得稀巴爛，桌面留下刀痕。又有一次，他談起在巴黎，和南管初邂逅。

他說，那是他沒聽過，也是西方世界陌生的聲音。那天的演唱，夜深了才開始，現場實況轉播。蔡小月唱得纏綿悱惻，眾人為之驚豔。人們在收音機聽了，連夜直奔音樂廳，現場人愈聚愈多。聽眾從四面八方老遠開車殺往巴黎。那一場南管的世紀演出，一直唱到清晨六點。

我們聽周逸昌講故事，也心盪神馳。日後數度上網搜尋，在法國錄製的六張專輯，早成廣陵絕響。但我們有幸現場目睹《朱文走鬼》。二○二○年春天，疫情嚴峻，在臺灣戲曲中心的演出，改為「線上直播」。我們受邀到現場，戴口罩，社交距離梅花座，聽得瞠目結舌大氣喘不過，真真是我一生藝術饗宴的高峰。

周逸昌過往五年了。我們認識交往三十年。他是鄭南榕介紹的朋友。南榕是寡言之人。我每週截稿當天，去《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寫社論，那天周逸昌也在座。南榕指著他說：「周逸昌」，我們初見便如知己。略略知道他在臺大唸植病，大概很少去上課。每次要交標本，就跟同學討幾隻缺腳斷翅膀的小蟲，交差了事。他都在搞愛樂社和登山社，有一張高山嚮導執照。退伍去法國唸電影，回國搞小劇場，台獨同國的。返台幾年後，他成立「江之翠」。

我們前半輩子結夥搞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都是人少事多風險大的行當，輕則蝕本重則沒命。那幾年，黨組起來了，戒嚴解除了，國會全面改選，社運風起雲湧。每一兩年就來個大型選舉，全民上街遊走聚眾演講。開票之夜呼朋引伴開賭盤，眾人攘臂揎袖紛紛下注。我家客廳終宵喧鬧不歇，周逸昌常在其中，都是莫逆於心的弟兄。他心性開放隨和，生張熟魏一見如故。我們還安排過不止一位私慕的女士來「對相」呢。

一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新生南路上，蔣家牧師周聯華主理的懷恩堂，舉辦一場二二八紀念禮拜。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前來參加。我們懷著理不清的複雜心情，擠在門前的台階上。郝柏村在侍衛環繞中，快步走近。我一時氣血上湧，身形微動作勢向前，身旁的太太手指一緊把我扣住。一隊人馬掠過，太太喘了口氣。後來，她向周逸昌抱怨我魯莽。周說 ，唉呀，是我在旁邊的話就把他推出去。靠，我的膽子也只是「作勢向前」罷了，經不起一推的。

我們就這樣一起來來往往的走著。有時去江仔嘴的劇場看他，帶朋友去看團員排練演出。劇團總是窘迫，大家就呼朋引伴捧場。周逸昌是貴族子弟的命，騎一輛借來的破歐都拜，口袋沒幾塊錢，擔著存亡繼絕的藝術使命，他活得很自在。

周媽媽和弟弟周逸銘等家人，是他的支柱和鐵粉。周逸昌都五十好幾了，周媽媽還按時給他零用錢。他跟媽媽撒嬌說，我五十了還沒去過日本耶，媽媽就掏錢給他去了。而周逸銘，則捐了兩百萬給周逸昌成立基金會，我也忝為一員無本董事。

周逸昌晚年，我罹重病。他當時練過不少功夫，頗能融會貫通。曾教我幾招呼吸吐納，又說幫我通氣血什麼的，要我忍痛，讓他在我兩條大腿後側各打一下。真可怕，那兩下根本李光耀的行刑隊拿鞭子抽的。

所以當周逸昌告訴我，他快要把一套完整的表演訓練法弄出來，我是相信的。他練到兩巴掌把我的後腿打到烏青，可知此事不假。如果我記得不錯，那是我們最後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