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竹林書局是僅存的歌仔冊出版商
歌仔冊是在民間「唱歌仔」的文化背景下，經過識字者文字化之後的印刷品。歌仔冊的形式通常是「一句七字，一葩四句」的韻文體，通常稱作「四句聯」。
印製台灣歌仔冊之出版商，除新竹的竹林書局外，另有台北的義成書局、台中的文林書局、台南的自強書局等，而歌仔冊出版最盛行的時期，是日治時期中的1930年代。竹林書局出版之歌仔冊，承襲過往台灣歌仔冊的版本內容，或有改編、增刪，也有部分是全新創作的歌仔冊。例如1959年出版之《義賊廖添丁歌》（館藏為1990年版），據陳益源與柯榮三的研究（2012，《春暉書房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概況與價值》），是1955年由新竹興新出版之《臺灣義賊新歌廖添丁》「再編輯」後的出版品。而1958年出版之《鄭國姓開臺灣歌》（館藏為1986年版）尚未看到較早的版本，推測應為竹林自行出版。此外，竹林書局有個特別之處，是首個出客家話歌仔冊的出版商──歌仔冊封面上印有「廣東語」的冊子實為客家話──顯示台灣閩南與客家兩大族群的融合，更是擴大了台灣地方歌仔冊之內涵。後來因為新娛樂形式的出現，歌仔冊才慢慢退出了庶民娛樂習慣，相關出版產業也隨之萎縮，現今大概僅存位於竹林書局仍在營業。
目前館藏歌仔冊共有133冊，皆為竹林書局出版。與目前台灣重要的歌仔冊資料庫中竹林版歌仔冊的收集目錄進行篇名比對之後，發現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竹林版歌仔冊之館藏，書目相當完整。
「借字標音」便於傳唱
歌仔冊隨著出版時間的推進，可以發現閩南語詞彚的時代變化，因歌仔冊書寫前提是讓一般大眾容易直接從文字轉換為口頭講唱，因此主要以口語形式寫成，極具歷史語料的觀察價值。若不懂得閩南語或是客家話，將會造成閱讀歌仔冊的困難。例如《乞食開藝旦歌》裡有這樣一段：
一條ネクタイ帶後平（一條領帶戴後面）
查某看伊真送世（女人看他真神氣）
注文酒菜隨時到（預定酒菜立刻到）
姿娘飼大着嫁尫（諸娘養大就要嫁）
在這一葩唱詞裡面，可以看到日語「ネクタイ」（領帶）已經成為閩南語的詞彚。另外像是「帶後平」（戴後面）、「查某」（女人）、「送世」（神氣、臭屁）、「注文」（預定）、「姿娘」（諸娘）等詞，皆是直接以漢字借音的方式寫成，這種寫作方式，對於日常慣用閩南語的一般大眾而言，反而更便利閱讀和傳唱。所以說歌仔冊的「借字標音」的寫作方法，是為了因應語言的使用習慣，自然孕育出來的通俗標記方式。因此，歌仔冊的性質雖然以文字表述，但實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口頭文本的紀錄與創作。
「葩」：閩南語以字借音，標音為：pha。有二種用法：
- 計算燈火的單位。如：一葩電火（tsi̍t pha tiān-hué）
- 計算成串物品的單位。如：兩葩葡萄（nn̄g pha phû-tô）
此處採第2種用法，意指一句七字，四句組成一組句串之意。
＊例句出處：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彚辭典。
文字印刷的歌仔冊為民間文學的一環
狹義的民間文學指的是民間口耳相傳的敘事、歌謠、謎語、諺語等，特色是以口頭傳播為主，具有變異性、大眾性與匿名性。歌仔冊是文字印刷本，部分作品的開頭或結尾，也會有作者自述出身與姓名，因此並不符合狹義的民間文學概念。不過因為歌仔冊具通俗性，文本形式亦是以口頭傳唱的便利性作為考量，內容大量參考了民間歌謠的主題與體裁形式，因此胡萬川教授曾建議視之為半民間文學。（2004，《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
如果以口頭形式作為定義的標準，那麼歌仔冊因為商業與大眾性的考量，而選擇以利於「口頭傳唱」作為文字表達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將歌仔冊視為民間文學生產中的一環。例如在台灣的唸歌歌手，常能在教育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口出文雅之言，其原因與歌仔冊作為表演學習的教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民間歌仔的表演者，認為這種「七字一句，四句一葩」，兼具通俗和文雅風格的文字表述，可說是唸歌歌手技藝養成的基礎，是邁向成為一位「好腹內」的專業藝人不可或缺的訓練過程。
歌仔冊的內容會隨著時代改變與應時而生。例如在本次展出中，以《三伯英台西湖賞百花歌》、《三伯娶英台歌》、《大舜耕田歌》…等中國傳統故事為主題者佔最多數，亦有台灣民間故事改編之歌仔冊，如《甘國寶過台灣》、《白賊七歌》、《周成過臺灣歌》、《鄭國姓開台灣歌》等，也有以日治時期的新聞事件為基礎改編之歌仔冊，例如：《二林鎮大奇案歌》、《乞食開藝旦歌》、《台南運河奇案歌》、《基隆七號房慘案歌》、《義賊廖添丁歌》等；戰後時事亦有《八七水災歌》。可見歌仔冊的創作主題富有彈性，能夠因應時代與地方的不同，加上大眾的需求，進行改編或新創。
此外，透過比對不同時期的歌仔冊，可以看到閩南語詞彚的歷史變化與時代感。從林香薇教授《竹林書局改編臺灣早期閩南語歌仔冊之詞彙觀察》（2012.06）一文之研究，簡單舉例如下：
相同詞彙的沿用
三月病子予人嘴清 / 玉珍本（1932）
三月病子人嘴秤 / 竹林本（1956）
新興詞彙的出現或消亡
到位自動車禁錠 / 瑞成本
到位計程車禁錠/ 竹林本（1954）
借自官話的詞彙被取代
帶著街衢野田庄 / 捷發本（1931）
帶治街仔野田庄 / 竹林本（1954）
詞彙來源不同
恁是男人我女人 / 捷發本（1936）
恁是查埔阮女人 / 竹林本（1955）
從上述例子，可以知道歌仔冊經過長久的流傳，與一再編輯和出版的過程中，無論是敘事主題或是語言的表記方式，都會隨著時代更替，記錄了民間社會的時代脈絡與語言變遷。
歌仔冊作為日治時期的統治手段
早期在台流行的歌仔冊主要來自於上海、廈門等地，黃塗活版所是台灣第一間歌仔冊印刷所，當台灣人自己印製歌仔冊，歌仔冊的內容開始融入台灣地方特色，亦能夠反映台灣人對於社會事件、島內歷史的庶民心聲。此外，透過聽唸歌對照歌仔冊來學習生活中基本的用字需求，亦是早期民間人民增強生活能力的重要學習管道。
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日本施行「國語同化」政策，希望台灣民眾學習國語（即日語）。在這樣的大背景底下，唸歌成為教化台灣人的工具。例如《日台會話新歌》（玉珍漢書部，1932年），受到殖民政府的國語政策影響，其歌仔頭即強調學習「國語」的重要性：
藉由《日台會話新歌》，能夠更容易體會現今的台語曾經歷怎樣的語言環境，終至轉化了許多日語詞彚，並成為台語文化的一部分。
災難書寫
歌仔冊的發展源於唸歌的傳播，而唸歌素來有利用歷史事件來勸世的傳統──所謂勸世指的即是奉勸世人應有的行為規範與準則等。台灣唸歌除傳唱傳統故事外，亦有以歌詩傳唱台灣重要歷史事件的作品，二○年代台灣開始成立歌仔冊出版社以來，也出現許多類似的主題，如：《中部地震勸世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5年）記錄了1935年中部大地震的災難事件，並藉此勸奉世人要「順天理，安人命，濟困扶危」。舉例如下：
富貴貧賤天安排，皆看中部地震災，
敢無安然在家內，面夢之間損大財。
看甲彼處這地動，免分貧賤富戶人，
論真金錢免希望，百萬家財一時空。
恰有相當个富戶，濟困扶危有功勞，
震災應該著救助，即袂奉笑守錢奴。
有錢開化作好代，免放箱多乎子開，
鶴標唱片的勸改，人著有道即得財。
戰後竹林書局承繼歌仔冊的災難書寫傳統，創作出戰後歷史的詩歌詠嘆。清大館藏之《八七水災歌》（竹林書局，1987）具有代表性。根據歌仔頭所言，《八七水災歌》是由林有來先生所編寫，描寫1959年於台灣中南部發生之嚴重水災，當時百姓死傷無數，至今仍有相關民間傳說在各地方流傳。也因為災難記憶的深刻難忘，所以這首歌仔的創作亦集中在水災苦難的書寫。例如：
有編在歌朗有影，有人失跑無凍聽，
有流歸家甲某子，現場看著大家驚。
天光有人尋無爸，失落大豬牛鴨雞，
有人田畑變溪底，無衫無褲甲流鞋。
因母塊哭查某子，囝仔尋無因阿娘，
朗總看無即知痛，也有小妹哭阿兄。
人个囝仔哭無母，也有查某哭丈夫，
做客返來尋無厝，又閣尋無赤水牛。
傳統勸世與現代防災觀念宣導
因為時代演變的關係，《八七水災歌》雖然承續了詠嘆勸世的傳統，但是勸世的角度則轉為「防災觀念」的宣傳，並且比較了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良萎，肯定「現時政府」救災動員的用心，頗具政令宣導的味道。例如：
宣揚政蹟
救濟錢物提恰多，災胞兄弟大家个。
交通設備免交代，有出社會大家知，
政府對咱都袂醜，叫咱救濟合應該。
比較日本政府與民國政府
總統長官肴伐落，派隊來塊鬥提高。
勸世與防災觀念宣導
家庭組織若理想，相親相愛在其中。
警告主婦查某人，煮食小心顧灶空，
第一關心是只項，需要注意灶煙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