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62 期 發刊日期:2011/09/20 創刊日期:1993/02/15 過期館訊

本•期•目•次
CONTENTS

E-ISSN 1995-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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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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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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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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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 電機資訊學院 鄭克勇院長 的期許
Keh-yung Cheng: Dea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N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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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工程驗收裝備大解密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of the Learning Resourc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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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
電機資訊學院 鄭克勇院長 的期許
Keh-yung Cheng: Dea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NTHU

採訪 館訊小組 呂淑媚、周澍來、黃淑香、 陳明燁、吳富慧、張竺雅、 曾淑玲、謝惠雯
Editorial Board Shwu-may Leu、Shu-lai Chou、 Shu-shiang Huang、 Ming-yeh Chen
Fu-hui Wu、 Chu-ya Chang、 Shwu-ling Tzeng、 Hui-wen Hsieh

電機資訊學院 鄭克勇院長

「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無論求學或就業,鄭克勇院長總能不安於現狀,勤於更上層樓,力行終身學習。由名人傳記、工作夥伴以至生活週遭的每一個人,皆足以與之學習,或引以為鑒。適時調整腳步,蓄勢待發,進而掌握成功的先機。透過鄭院長豐富的人生閱歷分享,在如沐春風之餘,我們也感受到院長的教育使命,以及對學生的深深期許。

一、院長的求學與工作經驗分享

問:

恭喜您榮獲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2011年研究傑出獎,這也是清華自1999年迄今的第六位得獎者,而身為清華一份子的我們深感光榮與喜悅。我們也知道您是中正理工學院遷大溪中正嶺後的第一屆電機系畢業生,畢業之後您也旋即前往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進修,並分別於1972、1975年獲碩博士學位,之後您就回母校任教。在此我們是否可以請院長與我們分享您的學思歷程與工作經驗?

院長

四十多年前,正當我入學陸軍理工學院那一年,中山科學院籌備處也在龍潭石門成立,當時在校刊的一則新聞上,刊登了國防公費出國進修的錄取名單,後來這些校友成為中科院的主幹領導人物,當時對我們這些軍校新鮮人有相當的衝擊。那時校址就在台大和龍安國小之間的新生南路上。

當時的校長對我們的影響相當大,方光圻校長也是清華校友,他在芝加哥大學學物理,學成後在中央大學任教,抗戰時轉任軍職,後來擔 任陸軍理工學院遷台後的校長。當時晚上我們都要在教室晚自習,他時常晚上來巡視,對我們學業非常注重。那時候學校的老師表現得還滿不錯的,像台灣第一個人造衛星接收系統及固態雷射的製作,都是在陸軍理工學院完成的。因為學校本身的師資不足,像我是電機系第八屆,學校僅有少數電機方面的專任老師,兼任的老師都是來自於台大、師大及台北工專(編註:現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支援。當時的要求都是針對專業科目,要求相當嚴格,所以書念不好真的是自己的問題。我在校的最後一年,學校配合國防政策,和海軍工程學院、聯勤測量學校相繼合校,改名中正理工學院(編註:現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並且搬到大溪。大致上我的求學經驗就是這樣,覺得滿特別的,特別是軍校的訓練跟一般的學校不同,在團隊精神、領導統御、體能訓練上較為要求,長遠來說算是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

大學畢業後留在學校當助教,鑽研於自己的興趣領域,並朝學術界發展。但由於軍人的限制很多,可以選擇求學進修的機會很少,唯一的出路就是讀研究所。那時還有國防公費留學,正好輪到兩年一次的電機學門,花了一點時間準備,就考上了,獲得這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其實 那時讀軍校,沒有想到會有機會到國外進修,所以對各學校的認知非常閉塞,只知道 MIT 和Stanford,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申請這兩個學校,最後決定選擇 Stanford,是因為加州的天氣比較好。

到 Stanford 後,發現國內外教育有很大差異,例如國外考試是採相對分數的等第制,不是以分數的絕對值為唯一的評分標準,所以需要慢慢地去瞭解不一樣的體制。後來順利的念了第一年,那時公費是兩年,我在第二年的時候通過博士資格考,國防部就再提供兩年公費,讓我能順利的完成博士學位。

取得博士學位後就回母校去任教,並開始做研究。我發現當時台灣幾乎沒有人做化合物半導體這方面的研究,自己覺得有份責任,接受了國家的栽培,總要有所回饋,就開始和中山科學院合作。當時中山科學院的材料所想從 MITLincoln Lab 延攬專家,進行半導體雷射的研究,後來沒談成,我就這樣獲得這個機會,跟中科院合作,做出國內第一個半導體雷射,並參與飛彈上「紅外線尋標器」的研發。也由於當時幾乎沒有人從事相關研究,這樣做幾年後,總覺得自己的知識只有輸出,而沒有輸入,沒有人可以一起討論問題,年輕人需要與人切磋、向大師學習,因為拿到學位並不表示一切完畢,還需要繼續地進修。於是我仍決定到國外進修,申請到了MIT、南加大 、Bell (貝爾實驗室)等,最後選擇去貝爾實驗室,因為它有非常好的工作環境。我能去貝爾實驗室,則是因當時我用了一本半導體雷射書當教科書,作者是貝爾實驗室固態電子部門的department head,我用了之後發現有許多錯誤,整本書大概有將近一百個錯,所以我在申請的時候將勘誤表寄給他,他就把我的信給他部門的人傳閱,其中有一位是現在的中研院院士卓以和,他覺得我與他的研究領域相近,所以他就邀請我去參與他的研究工作。

當時我是做分子束磊晶(Molecular Beam Epitaxy, MBE)技術,卓以和院士是這個技術的 發明人。他從伊利諾大學畢業之後,在1968年加 入貝爾實驗室,發展分子束磊晶技術,做得相當 成功。我加入他的實驗室的時候是1979年,技術 還在萌芽階段,因此我算是很早就進入這個領域 了。在他的實驗室,收穫非常豐碩,也做了很多 開創性的技術,像現在手機裡用的低雜訊放大 器,裡面的關鍵元件,就是我們發展出來的技 術。若要說在貝爾實驗室最大的收穫,我想是在 與這些後來都非常成功的人物相處時,可以觀察 他們做人處事的態度,特別是做事的態度,像是 一個研究要怎麼樣決定方向、如何採取實驗的方 法等,我認為這非常重要。雖然每天昏天黑地的 在實驗室裡,但是跟實驗伙伴相處、聊天則學了很多東西,不是課本上或是做專題能夠學到的。

回台灣後,我希望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當時 中山科學院有一台分子束磊晶機器,成功大學也 剛買了一台日製的系統。成大那邊希望我能指導 他們使用,於是每週五學校下班後,我坐夜車到 台南,帶他們做實驗,週六晚上再坐夜車回家, 每週只有週日可以與家人共度。後來工研院成立工業材料研究所,初期位於光復路上的聯合工業研究所。當時的院長是方賢齊(第二任院長),工研院找我當顧問協助製作光電半導體,後來我獲得潘文淵獎,有一部分是因為當時帶領他們發展發光二極體 (LED) 技術的緣故。那時台灣的LED產業是封裝工業,工研院決定要提升我國的技術,我就參與他們的研究計畫。我對清華的進一步認識,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每週總有一晚是住在百齡堂。當時帶的那批研究人員都很優秀,一部分是服國防役者,大多是清華畢業生,像晶元光電創辦人李秉傑,及陳澤鵬、宋嘉斌、和謝詠芬等。帶他們一起做研究,建立我國LED的基本的技術,是一種樂趣。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棒,也很願意花功夫,不分日夜都在實驗室工作。我們大概花了兩年多時間,把紅光 GaP LED 量產技術發展出來,當時只有日本掌握這個技術。經由這個計劃,我們在工研院培養了很多人才。其間利用我在貝爾實驗室那段時間累積的人脈,邀請在美國的華人專家,在回台灣渡假期間,順便請他們協助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循這樣的非正式管道,幫大家累積技術和經驗。今天台灣的LED技術在全世界是大國之一,原因之一在於我們有很優秀的人才,當初這些年輕的研究人員有機會跟高手互相切磋,而來參與協助的人都是為自己的國家盡力,酬勞實際上拿得很少,成長的基礎也在那時打下 。

到了1987年,我的18年服役期滿,就決定去工研院,繼續合作,並進行分子束磊晶的研究。 當時工研院要買一台分子束磊晶機器,但要放在清華大學的材料中心,在與當時的工學院李家同院長面談後,就到清華來。但在機器還沒到之前,我就發現跟管理階層在運作方式及經費支援上有相當差距。我認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於是就決定離開清華,算算那時我在清華待了一個學期,87年2月份來,7月31日離職。之後伊利諾大學邀我去任教,並提供兩台分子束磊晶機器供我使用,一去就是20幾年。但是走了一個大圈,最後還是回到清華來。

問:

我們知道院長是去年八月一日開始擔任電資院院長,平日都十分忙碌,我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將時間做最完善的管理?另外也請您讓我們分享您的休閒活動好嗎?

院長

在這裡的生活十分簡單,我週六、週日都在辦公室,跟我在國外的時候一週上七天班是相似的。在國外週末必須要剪草、修樹,但在台灣因為生活環境不一樣,沒有空間可種樹。最大的休閒大概就是每天早上天亮時去走後山,繞幾圈相思湖。我也喜歡攝影,但自從數位相機的迅速發展,傳統的沖印相片店愈來愈少時,我的幾台單眼相機也就束之高閣了。

在時間管理上,我並不是嚴格的遵守今日事今日畢,但會預估事情的輕重緩急,以安排處理 的優先秩序。在清華其實花很多時間在會議上,但是我覺得開會的效率有改進的空間。開會絕對要有準確的起訖時間,時間一到就散會,因為每個人下一個鐘頭都有排定的行程。另外國外在會議桌上比較公私分明,不會摻入個人的恩怨,完全尊重對方的意見,僅就事論事,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

二、院長與圖書館

問:

請問院長您在求學或任職的過程中,是否有利用過圖書館的服務呢?圖書館的服務是否為您帶來什麼樣幫助或印象深刻的地方?可以請院長為我們分享嗎?

院長:

我初中就讀成功中學,當時閱讀大量的書籍,主要關於傳記文學及歷史,一學期大概要用到三本借書證,後來做研究則利用期刊較多。我在伊利諾大學也常用那裡的圖書館,他們的藏書有個伊利諾聯合目錄系統(現稱為LINC Pac Catalog),如果本校圖書館找不到所需的書刊,可以經由這個網路搜尋全州的圖書館。伊利諾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在全美國公立大學中是最大的,許多很老的雜誌都可以找得到,文史類的書籍也很完整。在伊利諾大學工學院的圖書館就朝電子化發展,也提供專人做專題資料搜尋的服務,館內無線或有線的網路設備都很健全。另外圖書館在閣樓頂和地下室隔了很多小間,若你要做專題即可以在裡面使用,也可以從圖書館裡面拿書進去做研究,讓你能躲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專心讀書。

維持一個圖書館是個複雜的問題,伊利諾大學的總圖非常大,維持這樣一個圖書館運作的費用十分昂貴,但目前美國遇到財政方面的問題,所以他們在縮減人力,做分館的整併,以節省開支。除總圖外,伊利諾大學還有學系圖書館、工程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等,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圖書館。現在的電子資源,尤其是電子期刊訂閱的費用花了很多錢,如何取捨十分費思量。

我在史丹佛念書時學校是採學季制,上課十週休息一週,接著又再上十週休息一週,非常緊湊。而每位老師上課,都把你當作這個學期就只修了這門課,功課多的不得了。學期間的那一個禮拜,很多台灣同學都是去圖書館借金庸小說來看,因為那是最不費腦筋的,可以藉由看閒書來放鬆自己,也算是圖書館功效之一。

問:

圖書館的新館「學習資源中心」即將為全校師生服務,以院長您使用其他圖書館的經驗,您覺得本校圖書館是否有需要改進或加強的地方?而對於電資院師生在利用圖書館時,圖書館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提供協助及服務的呢?

院長:

我目前用到圖書館的機會,大多是利用電子期刊的服務。我使用圖書館的Webpac去搜尋,覺得還是滿方便的,與伊利諾大學的系統差不多。但我們學校網站的品質比較不透明,我回到清華之前,要在網上查詢課程有關的資訊,很難直接找到,它藏得很裡面,對於外校的人使用起來相當困難,不利於招生及宣傳,但圖書館的網站是相當直接而透明的。關於提供協助及服務方面,我想圖書館可以提供老師撰寫專書上的協助,例如協助蒐集資料及文獻等,為老師的專書撰寫提供更多的支援。

三、院長對學生的期許與建議

問:

院長在台灣及美國皆任教過,請教院長就您的觀察,東西方國家的學生在人格特質、學習態度等方面有何差異性?西方學生有哪些優點是值得台灣學生學習的?

院長:

我認為差異很大,印象中大家認為美國人比較隨便,事實上正好相反,他們在課堂上是很嚴肅的。我回國後看到報紙上寫學生在課堂上吃雞腿,這種事情在國外沒有聽說過。例如選擇中午12點的課,學生就會在上課前或下課後再吃午餐,不會有人帶東西進教室去吃,因為吃東西的味道或聲音會影響到別人,是相當不禮貌的。我回來教書後還有一個不懂的地方,就是有些同事建議排早上十點以後的課,原因是學生早上起不來。在伊利諾大學的時候冬天很冷,早上八點天還是黑的,但八點鐘的課,學生還是照樣要來。可能是台灣的學生大多不是自己繳學費,且學
費較便宜的緣故,所以對於上課就比較不當一回事。美國大學平均一個鐘頭的課大約要收費100- 200塊美金,不去上課的話損失很大,而且很多孩子在18歲以後父母不再金援他們,要靠自己去打工或借錢來上學,這可能是造成東西方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有所差異的原因之一。

問問題的態度也不一樣,甚至中國大陸的學生發問的情況也比我們的學生好。我上星期去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演講時,他們提問題的人很多,表達能力也還不錯,台灣的學生可能是怕別人認為自己問的是個蠢問題,所以比較不敢在課堂上發問,下課後再圍著老師不放。此外,我們學生寫報告的能力不足,例如要他們設計一個器件,我們的同學畫了一大堆設計圖,但解說很少。一份完整的報告應該要把來龍去脈、設計的理念、優缺點等寫出來才對。

所以我們的學生對上課的重視程度、寫報告的能力、和發問的情形上是比較差一些。西方學生比較會把上課當作一件重要的事,不像我們同學欠缺課堂倫理的觀念,有太過自由的感覺,我們有時候把自由延伸得太遠了一點,實際上自由應該是在一個範圍裡的,超過那個範圍就不是你的自由,因為會影響或侵犯到別人。

剛才也提到中國大陸的大學生非常優秀,資質不比我們的差,但我認為台灣的優勢是老師的水準很好,研究水準與眼界比大陸的老師好,可惜沒有一套系統把老師的能力及影響力發揮到最大。大陸的學生感覺較求知若渴,而台灣的學生是好壞差異很大,形成雙峰的情形,這是很可惜的地方。國家給國立大學那麼多錢,學生卻沒有好好把握機會,浪費了豐沛的資源相當可惜。像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為了吸引人才來唸研究所,博士班前4年免學雜費,所以我跟校長建議是不是也可以比照辦理,但因為財源就是個大問題,學校較難提供相同的條件。

問:

「博雅專業的人才搖籃」是清華的四大願景之一,關於這點想請教院長,不知您認為一個優秀的人才需具備哪些特質?對於清華的學生有何期許及建議?

院長:

很多做人做事的態度在幼稚園時期的家庭教育就已定型,如果能在大學時再加一些規範,就可導引他走得更好。我覺得清華的學生素質都很好,但畢竟因為跟老師接觸的時間很短,所以朋友、同學間的互相切磋就顯得很重要。我在求學或做事的過程中,跟朋友學到很多的東西,所謂的朋友是包含各年齡層,不一定是同輩的。

我很喜歡看傳記文學,因為可以知道一個 人成功的原因。在半導體領域中的名人巴定教授 (Dr. John Bardeen),他是電晶體的發明人,得過兩個諾貝爾物理獎,從他的傳記中我可以了解到他的特長及成功的原因。我也喜歡跟他的學生聊天,他的學生何隆亞(Dr. Nick Holonyak)八十幾歲了,也是伊利諾大學非常有名的教授。以前我主持研究計畫時,參與計畫的也有諾貝爾獎得主,其實諾貝爾獎得主在專業之外也沒什麼特別,跟我們大家都一樣,有些人看起來甚至還比較憨一點。伊利諾大學另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Tony Leget,他非常專注於研究,每天上班就是在他家門口搭公車到實驗室,下班也是坐公車然後走路回家。有一次開完會結束後,因時間太晚,有位同事好心載他回去,但他卻怎麼樣都無法指出自己家的正確位置,於是就請同事將他載到公車站後再走路回家,由此可見他是非常專注於研究上的,以致於常會忽略到其他的地方,跟牛頓的「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有異曲同工之妙。

每個人都有一些特長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成功的科學家,像巴定教授的第一個學生何隆亞教授,他發明了發光二極體、量子井雷射等,這些成功的人都有一個優點,就是他們對事情非常的堅持及專注,不會輕易的放棄,但是他們知道何時該停下來轉換方向,這是很重要的,但也是需要有專業的判斷能力才能辦到的。當初分析覺得應該要往這個方向走,但中途若發現不對了,就應該要趕快回頭走另外一條路,就是適可而止,這樣才不會浪費時間及精力,才有可能會成功。

對學生的期許上,我在畢業典禮時給了電資院同學三點建議:

  1. 終身學習:學習並不侷限在課本裡,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的,畢業後要終生學習 ,因為學
    習是一輩子的事。
  2. 良師益友:不論是諾貝爾獎得主或是開車司機,每個人總有一些優點值得我們去學習。
  3. 適可而止:累積一定的經驗後,知道走的方向不對時,就應即時調整方向,才不會浪費時間。

把這三點結合起來,就可以做到我常鼓勵同學的一句話:「機會是永遠給有準備的人」,要如何準備,就是要做到這三點。

四、電資院未來發展的願景

問:

清華電資院在學術表現上卓越,研究成果之傑出也反應在教授們每年獲獎的獎項之上,配合政府的經建趨勢與產業發展,有計畫地培育產業界所需要人才,請院長為我們談談電資院未來整體發展的規劃?

院長:

清華的教師水準很好,但是要更上層樓,達到世界一流,問題在於細微末節的執行層面。學校最重要的產品就是學生,如何將學生教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有全盤的規劃,例如在電資院學生畢業前,有哪些是學校所必須要傳授的?如何讓他們有紮實的學習?這方面在中國大陸做得很成功,但是台灣顯然比較差一點。

北京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大學部出版了一本課程教學大綱,而在台灣卻沒有一所大學出版這樣的一本冊子。書中前段說明此系在一般大學基礎課程需要修習的學分,後段就是課程內容。基本的課程資料和簡介說明,我們在清華網頁上可以找到,但欠缺的是有系統的課程教學大綱,而這本書依各章、節、小節告知學生所需要學習的內容,包含這門課的實驗項目,最後列出修畢這門課應該學到的項目,每一位老師都須依循課程大綱教學。而這就是國內學校的問題所在,每個老師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課目,同一門課程若開二班由不同的老師教,教出來的學生所得到的結果也會不一樣,完全沒有控制,如何做好品質控制是學校的責任。 我發現北京清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可惜的是目前我們學校並沒有這樣的規範。

清華在研究方面可說是一流的學校,但是在教學方面可能比較弱,台灣的學校普遍存有這樣的問題。雖然老師教學時很認真、努力且熱心,但是在整個教學架構上欠缺一個準則,每門課可能都教得很好,但因缺乏完善的整體規劃,以致於課程間該有的連結可能沒有老師教,學生所學也有所欠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清華做起,應就課程做仔細且完整的規劃,把每個細節做好。我目前的第一步就是重新仔細規劃電資院的課程,以如何把最重要的知識教給學生為立足點來思考,我希望將來電資院每一系所都可以拿出一本這樣的教學課程大綱。

為因應上述的問題,今年學校也成立了課程委員會,但大家對其執掌與定位仍欠了解。在國外,課程委員會會把所有的細節都規劃明確,再交給其領域的同仁編製成課程,這在國外行之有年。當有新教授要開新的課程,他要提出相關課程規劃,由相關領域教授來審查,檢視與系裡的其他課程有無重疊之處,如果有重疊則刪除,將課程修正到最多不能超過15-20%的重疊。經過這樣的程序後仍不能馬上給課號,必須試教三年,視學生的反應而定,好的話再提到院來審查。院將會審視是否與其他系所現有課程相衝突,如果有衝突就須再刪減,修正批准後才會給課號,成為系的一門課程,整個新課程的建立大概需要五年。

曾有學生告訴我,上了幾門課但所學的內容卻都差不多,花很多時間在上重複的課程,多麼可惜!對於壞學生而言,這就很容易獲得學分,但是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擁有那麼好的學生就應該好好的訓練他們,出去社會後大家就會發現清華的學生不一樣。如果我們也跟其他的學校一樣,只是靠學生的資質不錯,念念書就混畢業,這樣是不好的。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知識交給學生,建立完整的課程規劃,將教學提昇成為一流的品質。

問:

電資院與產業界合作交流,培育高科技人才,成立「產學合作聯盟」,想請問院長對未來產學合作計畫重點、加強領域為何?

院長:

產學合作基本上就是要老師把研究變成產品,因此與業界的互動極為重要,更重要的則是能開創新的技術來引領業界。清華與科學園區相鄰,有地利之便,我們鼓勵老師創新發明,與業界互動合作,就像史丹佛大學之於HP、Varian、Yahoo!及Google間的關係。史丹佛大學就在矽谷,而矽谷也因史丹佛而興旺。當初電晶體的其中一位發明人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他從貝爾實驗室退休以後就回故鄉(Palo Alto, California)開公司,但是因為他自視極高且脾氣不好,他的屬下就集體離開而在外面創業(包括Intel的創辦人)。因而形成一種風氣,這些人都在那附近開公司,基本上推動半導體相關科技的人都在那裡,包含許多史丹佛大學的師生,形成所屬的矽谷。

在美國開公司有個好處,創投公司可以幫他們做很多支援工作,只要提供點子,這些創投公司就會為你提供一個團隊,包括財務、廠務、經營等的專門人才,所以老師花的時間不是那麼多。而在台灣,若老師要全心投入公司的經營,台灣的法令規章則有不同的規範,更缺乏創投公司的機制。在國外的大學,老師一週有一天可以在外面兼職,當顧問也好,開公司亦可,但是如果超過限定的時間,就要請假去專職。而我發現在台灣一個老師可以借調去開公司達八年之久,在國外這是不可思議的,在國外最多二年,之後就要做去留的決定,選擇要辭職開公司或是留下來教書。在國外,公司剛開始的草創期間,可能極需老師的專業知識支援,他可以去二年,讓公司上軌道之後,就交由專業的經理人與技術人員持續經營,他就回學校教書,繼續想下一個點子。老師就只是一個董事,擁有公司的股權,但不參與公司的實質營運,與公司有很清楚的界線。所以我覺得在台灣一次可借調四年太久了,實際上借調二年就該決定去留。

問:

電資院與清華其他學院共同推動跨領域整合學程,有效運用教學資源,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程訓練。想請問院長跨領域整合學程的設立有何預期目標?未來在不同領域的整合上是否還有其他規劃?

院長

電機系光是自己本身的領域學的東西就很多,但是我們依需求可以形成特別的學程。例如某位學生將來立志要成立與電機有關的公司,除了電機方面的專業,也需要管理方面的知識。學生可以修電機學位要求的128學分,在這128學分裡可以包含了社會科學、人文等,也可以挑選管理方面的課程以為未來作準備。

這樣的學程設計,我們可以主動做,也可採被動方式進行。主動的作法就是當察覺很多學生有特定方面的興趣,即主動規劃這樣的學程,輔導他們選擇必須修習的課程。被動作法就是當學生來找導師,導師知道學生有這方面的需要,主動與其他的學院連繫,給予指導與建議。當然另外的一個極端作法,是將課程分得很細,學生出社會後就是要做與所學直接有關的事情,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因為學生將來的發展有很多的機會和選擇,所以我們學校只提供基礎課程作法是比較對的,讓學生較有彈性能夠多選課。

假如把我們的電機系必修課鬆綁點,讓學生多點時間去選課,就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台灣目前的學生相對仍較被動,尚未有能力主動去找自己需要的課程來學習。像Facebook、YouTube的發明人,都是他們在大學時候完成的,而非在畢業後才創業,YouTube工作團隊裡有個中國人是伊利諾大學的學生,他沒有畢業就去創業。但是國內的學生在這方面好像比較弱點,當然我們缺乏完善的創投環境也是原因之一。跨領域整合學程這個部分還是要看學生的需求,不過目前看來人數還是比較少,如果有學生提出需求,到了一個規模後就可以再做規劃。在國外學校會訓練導師,幫助導師更了解學生的需求,若國內也有這樣的制度,導師則可更加清楚
學生未來的生涯規劃,並能在其課程選修的安排上提供協助。

五、院長嘉言錄暨好書推薦

問:

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請院長說句金玉良言以及推薦必讀好書,相信學子們及讀者一定獲益良多。

院長:

「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對這句話的感觸非常深刻,因為我由軍校畢業,相較於清華的畢業生,我的機會可能還不及大家的百分之一。正因為機會很少,所以任何機會都要抓住,但如果沒有準備,你將永遠沒有機會。

前面提到我比較喜歡讀傳記文學,但我看的東西多半是我們這個領域的。但是「盡信書,不如無書。」看書時自己必須能判斷,因為寫書的人有時候也會有偏見。不過最有趣的是我看半導體的發展,我在美國唸書的指導教授皮爾森(Dr. Gerald Pearson)是太陽能電池的發明人,他也參與了電晶體的發明過程。關於電晶體的發明有很多爭論,究竟何者貢獻最重要?看了許多不同的講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巴定教授這個人,他很了不起,他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但他最後發明了工程上極為重要的電晶體。(巴定的一生在 True 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John Bardeen : the only winner of two Nobel Prizes in physics 一書中,有深刻的描述。)

這與我剛才所談的三個行動步驟有關係,他找了一個很好的工作夥伴布拉頓博士 (Walter Brattain),這位夥伴是做實驗的,而巴定是做理論的,兩個人互相切磋、朝夕相處,一同討論、解決問題。巴定在貝爾實驗室的老闆蕭克利也是絕頂聰明的人,而且喜歡做官,所以當巴定在做電晶體研究的階段,他跑到國防部去了,所以他
沒有參與。電晶體的發明是前所未有的,但蕭克利一看到他們的研究成果,就知道這將錯失一個諾貝爾獎,因為他去分析其中的問題,知道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實驗,只是把現象呈現出來,距實用還有一段距離。因此蕭克利搬進一個旅館的房間,關起門來三個月,將實用的設計和所有的理論打造出來。最後這三個人都得到諾貝爾獎,因為他們各有不同的貢獻。

巴定是個神童,14歲就進大學了,大學是念電機系,但是研究所念的是數學系,因為大學是電機系的緣故,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不收他。但巴定還是找了物理的指導教授 Eugene Wigner,是當時將量子力學 (Quantum Mechanics) 帶進美國的一個大師,所以巴定受了很好的教育,理論做得很強。但是在發明了電晶體後,蕭克利不讓他做電晶體相關的研究,他很氣餒,所以只好離開貝爾實驗室。在他就讀研究所時有一個同門師兄 Fred Seitz,當時在伊利諾大學當物理系系主任,他們有次開會碰到,巴定詢問能否給他一個工作,他的學長心裡暗自大喜,這麼棒的人願意到他的學校來找他工作,於是強壓著興奮,表示會回去幫他詢問,不一定有機會。後來就趕緊請學校安排,因為在美國各學院的基本平均薪資不一樣,理學院的薪水比工學院低。據說由於物理系薪水太低,所以把物理系歸為工學院,這樣基本薪水即可拉高,年薪為兩萬元。在當時兩萬元算是不錯的,但以巴定可以馬上得到諾貝爾獎的潛力而言,薪水並不算很好,但巴定是非常謙虛的君子,他認為兩萬塊可以了,於是開始在伊利諾大學工作。巴定原本的興趣是超導體理論,所以他到伊利諾大學就帶學生做相關研究,有很多關鍵問題都是他去幫學生解決的,學生則幫他做計算,最後理論突破了,也得到了諾貝爾獎。

巴定的謙虛從他與學生的互動即可看得出來,例如當發現一個問題,巴定提供學生操作上的建議,而學生予以執行並成功解決問題時,巴定會說:「那我們一起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不是說「我」把問題解決了,而是說「我們」。 看這種傳記,看他如何做人,則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如巴定的不居功與遠見,以及對事情的不同看法。

巴定到伊利諾大學沒多久就因為電晶體得了第一個諾貝爾獎,將超導體的問題解決後又得了第二個,連那位學生也得獎了。巴定是目前為止唯一在同一領域得兩個諾貝爾獎的人,透過他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他怎麼去做學問,怎麼樣帶學生,這些東西我覺得滿重要的。

 

延伸閱讀:

  • Hoddeson, L., & Daitch, V. (2002). True 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John Bardeen
    : the only winner of two Nobel Prizes in physics. Washington, D.C: Joseph Henry Press.
    (清大圖書館索書號:QC16.B27 H63 2002)

鄭克勇院長與館訊小組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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