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訊
61 發刊日期:2011/03/20 創刊日期:1993/02/15 過期館訊

本•期•目•次
CONTENTS

E-ISSN 1995-8323

館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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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編•者•的•話
Message from the Editor
編•者•的•話
Message from th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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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付諸行動— 共同教育委員會 謝小芩主委 的期許
Dean, Commis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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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付諸行動—
共同教育委員會 謝小芩主委 的期許
Dean, Commis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採訪 館訊小組 張淑隉B吳富慧、周澍來、張竺雅、陳姿臻、劉仁傑、賴怡萱、謝惠雯
Editorial Board Shu-shyan Chang、Fu-hui Wu、Shu-lai Chou、Chu-ya Chang
Zi-chen Chen、Ren-jie Liou、Yi-hsuan Lai、Hui-wen Hsieh

謝小芩主委

從大學時期的懵懵懂懂,到成為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的主委,且在人本教育及性別平等領域中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盡心盡力的付出,訪談中謝小芩主委與我們分享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也鼓勵清大的同學們要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發掘自己的能力,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未來方向。而透過訪談的問題,主委也闡述了自身對現今教育制度問題的看法,且提出了許多的寶貴意見。圖書館邀請您一同來分享謝小芩主委的專訪。

一、主委的求學與工作經驗分享

問:

回顧主委的求學經歷,您自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再赴美取得南伊利諾大學卡本岱爾校區哲學碩士及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政策研究博士學位。在這段求學的道路上,可否請主委談談您的學思歷程,給予同學在學習態度及學習方法上的指引。

主委:

我1975年進入台大哲學系就讀。台大哲學系原本非常活躍,很多師生熱衷討論思想、關心各種校園及社會議題。但1972-1975年間發生哲學系事件(有興趣者,圖書館有多本相關書籍可參考),十幾位老師陸續被解聘。我進台大哲學系時,系裡的氣氛相當低迷。這種氛圍讓我的生活留了很大的空白,但回顧起來,這種空白反而讓我能夠自己去想、去漫遊與探索。大二時因為父親過世,忽然之間我覺得該要為自己負責,就開始比較努力唸書,並在校外跟一位毓老師讀四書五經,開啟了一方不同於校園的視野。

大學畢業前還不確定自己要做什麼,於是就想出國去看看吧。申請到了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系的助教獎學金,一畢業就赴美。助教獎學金要負責擔任通識課程助教。第一學期帶「哲學概論」的討論,那一班大概有八、九十個學生,是三學分的課,其中兩小時是老師講課,第三個小時將學生分成很多小組,在不同時段,由助教帶討論,我負責帶三、四個sections。上課的教材是美國相當經典的大學哲學入門教科書,從邏輯到知識論、價值哲學、形上學,涵蓋多個哲學領域,也討論很多哲學議題。我大學時並沒讀過這本書,很多字不認識要查字典,硬著頭皮用英文帶學生討論、改作業、做眉批。後來陸續擔任理則學、道德判斷等課程的助教,是很實在的磨鍊。

南伊大是杜威(John Dewey)哲學重鎮,杜威中心便設於此。我跟著教授讀杜威教育哲學,也修習女性主義課程,碩士論文討論杜威教育哲學的性別意涵。1981年夏天,我與同學投稿參加American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美國婦女研究學會)的年會。那次的會議主題叫「Sexism and Racism」(性別歧視主義與種族歧視主義)。當時美國社會比較了解種族主義的問題,但對於性別不平等議題則尚無普遍的認知,所以那一次的大會就把性別歧視這個議題用種族歧視或者種族不平等的議題並置類比。報到時,我被要求到有色人種或第三世界組報到,在那一組裡有非洲裔、亞裔等等,同組的人非常憤怒地認為這樣的分組就是種族歧視,也用行動向大會表達抗議!我雖然從小知道我們是黃種人,但從來沒想過我是「有色人種」,從來沒想過我是第三世界的人。當時真的是非常的shock!那種感受並不是憤怒,而是非常困惑,是一種深層的不安與不舒服的感覺,在一個本來是要追求平等的會議中,我第一次感受到我非他們的族類,我跟他們不一樣,我們是不平等的。會議結束後,我去歐洲自助旅行。我發現自己又用美國的眼光或以美國為標準來看歐洲,這時深深感到透過跟不同文化、不同的人碰撞以後,才發現自己某些過去不自覺的東西,而進一步認識自己。所以每次同學問是否該出國,我總是鼓勵同學有機會一定要出國。現在雖然internet很發達,又很全球化,可是台灣還是個小而同質性與侷限性高的環境。多元文化的接,特別是讓自己置身在一個不同的文化裡面的經驗,絕非網路所能取代。

碩士班畢業後,我回台在世新教了一年英文,在那段期間認識了朱台翔女士,她後來成為森林小學的校長。之後,我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改念教育政策、教育社會學,輔修社會學,並住在一個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國際住宿合作社),住宿生活中有非常多珍貴的經驗和學習。唸博士期間結婚,當時我先生已經回台工作,但一直非常支持我繼續學業。教育政策研究所、社會系及留學生同學會的許多朋友,使我的留學生活充滿知性與溫暖的回憶。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教育階層化(也就是教育不平等)議題。大學以來的經驗,使我關切國家與教育的關係、教育體制與組織、教育中的族群、性別、階級等面向的權力等議題。

問:

主委長年致力於性別平等教育與教育改革之推動,並深入各級學校、機構及民間團體演講關於人本教育、教育改革與性別平等教育等主題。請與我們分享您在推動理念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以及讓您印象深刻的所見所聞。

主委:

求學過程中,接觸社會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等很受啟發。我所認同的平等,並不是齊頭式的平等,而是考慮到每個人立足點不平等,如何透過積極的不同待遇,讓不同的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發展,這是一個基本的想法。

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台時,台灣剛解嚴,人本教育基金會剛起步(當時是「人本教育促進會」),以反體罰為主要訴求,我認為體罰基本上是違反教育原則的,於是主動跟朱台翔聯絡,參與工作。人本教育基金會當時也曾試圖跟大直國中合作嘗試一些體制內的改革,遇到很多行政體制上的阻礙,於是後來就乾脆創辦森林小學。同時,還有多個主打不同訴求的教育改革團體,常相互針砭或聯合倡議,過程中認識了許多熱誠而深富理想的朋友,也對教育政策議題有較深入的了解。

在性別教育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到清大來任教。基於教育理念傾向,我沒有到師範院校謀職,而到中研院民族所做博士後研究。經陳伯璋教授介紹到清大兼任「教育社會學」通識課程,然後成為專任老師。那時候通識教育中心剛成立,隸屬人文社會學院。1989年人社院成立性別與社會研究室,第一任召集人是周碧娥教授,還有蔡淑玲、宋文里、陳若璋、曹逢甫、蔡英俊、傅大為、陳光興、廖炳惠、張維安、張月琴等多位人社院老師。研究室的學術講演、研究計畫、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對我幫助非常大。1990年代初校園發生性騷擾事件,我正擔任性別與社會研究室的召集人,跟學生一起推動校園內反性騷擾活動,並且出版專書,算是全台起步較早的。1993年成立的「台灣女性學學會」也是我學術研究與社會參與的重要養分來源。

教育改革和性別運動的匯流,就是性別平等教育。1995年女學會出版《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我負責教育部分的論文。1996年行政院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中首度提出落實兩性平等教育政策。同年底彭婉如女士遇難,震驚社會,行政院成立婦權會,教育部也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1999年教育部性平會委託政大法律系陳惠馨、銘傳大學蘇芊玲、沈美真律師及我草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計畫完成後交給教育部,教育部再組成一個修法小組,又花了很多的時間,經過教育部法規會、行政院法規會通過後,再送到立法院於2004年三讀通過,算是滿快通過的法律(相
對地,性別工作平等法從1989年婦女新知草擬到2003年通過,共花了1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全國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都要設置性平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與校園性騷擾案件的處理調查。性平法對學校的性騷擾案件調查是具有準司法的授權,但性別平等教育法是行政法,是做行政的調查以及行政的處理,老師和學校需要很多培訓。清大在1998年先成立「性騷擾與性別歧視防治與處理小組」,曾經處理一些案例,都是邊做邊學。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之後,我們就要跟法律界、心理學界等一起合作,慢慢把一些模式、規範建立起來。這過程中也不斷發現新問題。2008年參與性別教育白皮書的制定,2009年參與一些子法的修訂,2010年又開始參與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的討論。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一個非常本土而極具特色的法律,當然在制定時有參考各國制訂的法律,但放在我們的社會脈絡下,跟很多其他國家都不一樣。雖然這些年來在推動上遇到很多問題和困難,但也有一些進展,帶來些改變。

教改方面,1994年410教改大遊行後,大家都覺得教育應該要做一些改革。行政院成立了教 改會,1996年完成教改諮議報告書,作為21世紀的教育藍圖。但如何把很粗略的方向轉化成具體的政策,還要有實踐的具體步驟,要經過很多層的轉化,而這些轉化過程,大多還是由既有官僚體系操作。再加上同時有師資培育、課程改革、升學制度、大學擴張等多個重大環節同時都在進行變革,令社會大眾覺得動盪不安。於是開始有人覺得教改本身是個問題,而主張要回到教改以前,好像那是一個史前的烏托邦。媒體常出現一種「負負得正」的言論,好像改革是為了否定過去,那現在這個改革又錯了,所以否定的否定,就代表從前是對的;這是一個非常粗糙謬誤的論點。就是因為之前已經有很多的問題,所以才需要改革。我覺得因為我們的社會對於教育的功利性價值觀很強,每一個改革都影響到不同人的利益,家長或老師之間充滿利害關係的交換、角逐和競爭,再加上政黨政治的影響,使得教改議題特別複雜與困難。我認同教改的大方向,我們需要更認真地思考究竟問題在哪裡,我們要怎麼樣走下一步,輿論界或媒體都很難有深層的討論,我們非常需要扎實的研究作為思考的基礎。

 

二、主委話教育

問:

在知識社會中,只有富裕的父母負擔得起越來越高的子女教育費用,再加上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城鄉差距等狀況造成了教育階級化的現象,想請教主委對於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與建議呢?

主委:

我認為制度和政策非常重要。台灣的教育制度深受日治時代制度與傳統科舉文化的影響。日治時期的教育政策是把人分類等:日本人唸小學校,台灣人唸公學校,原住民唸蕃學校。日本人可以唸高中,但台灣人要上高中則非常困難,只能讀技職學校,畢業後做工。所以當時的學校制度並非為了人的發展而設,而是為了社會所需,把人做工具性分類。另外,傳統科舉制度對現代教育文化也有很深的影響,它強調教育的工具性用途,對個人而言可藉讀書來光宗耀祖、有好工作等等,對國家而言,考試舉才也是要把人分門別類,以利為國家或社會所用。從批判角度來看,那不只是把人分門別類為國家、社會所用,也是為了維持階級的不平等。這種功能在日治時代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台灣光復以後國民黨主導的教育,在學校制度上,延續日本時代普通中學和職業學校的分流體制。同時也配合經濟發展策略,調配技職與普通中學的數量與比例。五○到七○年代勞力密集的經濟政策,需要一些素質不錯的勞工,於是就發展技職教育而凍結普通高中,讓高職五專大量的發展,到了八○年代,當時國中畢業後唸技職的人占學生人口的70%,唸普通高中的只占30%,這是教育制度配合經濟發展的典型例子。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對於技職教育的投資卻非常少,技職學校擴充的很快但卻都是私立的,而且並沒有什麼升學管道,也就是念了技職學校就是要去工作,這完全就是政策制度性的安排,以致於長期以來大家覺得技職就是比較差的人去唸,但實際上是因為政府的投資比較少所導致。

高等教育的制度設計也很不公平!唸公立學校的人,其家庭經濟是比較好的,以及比較受到政府保障的軍公教子女;而工人、農民家裡欠缺文化資本,在這個教育體系裡面,競爭力相對比較弱,多數就到技職或是私立學校唸書。近年來技職學校有很多升格為科技大學,但大部分是私立,公立的很少,比綜合大學比例低很多。

這裡另一個跟性別相關的議題就是「性別區隔」,意思是女性集中於人文科系而男性集中於理工科系,而理工科系在公立學校的比例較高, 人文科系在私立的比例較高,所以性別與綜合技職分流及公私立學校制度有了交互作用。這也與高中的分組相關。原先高中是沒有分組的。民國43年大學入學考試開始分組後,很多高中希望也跟著課程分組以利大學入學的競爭,高中分組就變成一個政策。而這樣的課程分組跟性別也產生了交互的作用。像我小時候知道我將來要唸社會組,數學不好早早放棄也沒關係,但現在深深感到想要接觸理工知識變得很困難。而自然組也相對限制了學生的人文接觸。如果不這麼早做這樣的區隔,每一科都好好的學,未來的路是會更寬廣的。所以很多的課程分組像資優班、舞蹈班、體育班等,號稱人才拔尖,實際上卻窄化學生的發展,這種制度性安排,對人長期的發展是障礙而不是幫助。長久以來,我們社會中的人們一直認為教育是自己晉升的重要管道,所以很計較這樣的教育制度對自己是否有利。既得利益者把自己的優勢視為理所當然,把不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認為有其正當性。但此類不公平的制度性安排,卻也同時製造了非常多的階層及很多學習不適應的人。

今(99)年暑假到芬蘭開會並拜訪教育機構與學校。這幾年來芬蘭在OECD的PISA測驗中表現突出,全球驚豔。許多報導、專書與研究論文都說芬蘭把教育作為追求社會平等的手段,社會平等是目標,教育是手段。我們參訪的經驗完全確認這種說法,他們有很強的「把大家都提升上來」的共識,所以特別把資源投注在落後的學生身上,而不發展資優教育。相對的,我們傳統的價值觀是將教育當做一種追求個人經濟社會地位的工具,所以就很難達到這樣的社會共識。

問:

國內這些年來教育擴張速度很快,高等教育不再高不可攀,卻也產生一些怪現象,例如大學錄取分數創新低,文憑容易取得,想問主委您的看法是?

主委:

其實18分上大學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如果百分百的人都上大學,那麼根本不考試也是可以的!大家之所以覺得這樣的現象很奇怪,是因為大家仍然認為高等教育應該是菁英教育才對,大家還是想要把人做區隔,去分類哪些人可以上大學而哪些人不可以,但其實我們的高等教育已經普及化了。普及化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端看上大學(或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問題在於我們對於教育的經費太少、投資不足,家庭經濟情況比較差的學生卻進到學費比較貴的私立學校,而更深化了資源分配的不公平。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就是「學歷通貨膨脹」的問題。通貨膨脹是指一般物價水準在某一時期內連續以相當幅度上漲的現象。通膨的結果,物價不可能掉回來,相對而言就是貨幣貶值。「學歷通貨膨脹」就是說從前的大學學歷可以找到很不錯的工作,但是現在普及化以後的大學學歷相對就在勞動市場貶值,且也不太可能再回到從前。那麼現在大家都上大學之後,要怎麼區分誰比較優秀?這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看你是不是念頂尖大學,所以就有了大學的分類分級;再來就是大學學歷不夠的話就繼續念研究所,整體來講這就是學歷通貨膨脹,也就是學歷的貶值。而學歷貶值,反而使人們更覺得非上大學不可,這是屬於一種防衛性的競爭。過去做很多事情不見得非要有大學學歷不可,但大學普及後就變得一定要有大學學歷,那種學歷跟實力之間的脫勾和實質的落差會更大,這是一個很深沉的文化問題。在這種防禦性競爭的心態及環境下為了學歷而念書,我覺得是一個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如果我們的教育投資足夠的話,不要讓私立學校的學生需要負擔那麼大的成本去貸款、負債,拿到大學學歷後又不見得找到工作,而成為一種惡性循環,問題或許會好些。這還是牽扯到教育投資不足的問題。要如何讓政府放更多的錢在教育呢?現在有人主張把買軍備的一小部分錢拿來好好充實教育,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我非常同意。軍備是個無底洞,到底我們的軍備要準備到什麼程度才夠呢?我想永遠都是不夠的。如果我們希望和平、希望把社會建構好,要有足夠的投資放在文化教育方面,應是更基本而有效的。

 

三、對學生的期許與建議

問:

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增進大學教育的內涵,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批判的能力,所以想請問主委在學校現行的通識教育中,主委您個人認為學生最需要選修的三門通識課是什麼?選擇的理由是什麼?

每個人需要選修或必修的課程應該是因人而異的。一般而言,清華的學生在專業上有一定程度,科系的訓練養成也有其嚴謹度,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開闊的知識視野和開闊的心胸。清華的學生在社會上是一群夠聰明、夠努力,而且得到這個制度體系充分回報的學生,他的努力讓他考上好大學;但問題可能在於他深深地相信努力是可以得到回報的,他也認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所以遇到處境比他差的人,就會認為是因為別人不夠努力,而不太能夠理解有時候因為制度與結構的限制,個人的一分耕耘不見得會有一分收獲。也就是可能對社會主流價值與遊戲規則少了些反省。專業是重要的,但還需要開闊的知識視野,對不同價值的尊重態度,當然還有社會關懷、對藝術的欣賞與運動知能……等非屬專業性的,也應該多多培養。在圖書館做保釣文獻特藏時,常被問為什麼要做保釣文獻?對我來講,圖書館應該要能夠累積社會文化裡各種重要的成分,即使它不是主流的,但卻是重要的,少了它會很單調、平面、無趣、狹義的。大學應該要有寬大的包容性,讓不同(不限)於主流品味與不同類型的價值可以呈現出來,這是一個大學應該做的。

問:

經歷過08年全球金融風暴,畢業生求職路變得比較困難,長年待業的壓力很大,也有負面的新聞,我想請問主委對於清華的學生應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和專業技能,才能讓求職路走的更平順?

人格特質每個人都不一樣,但若有開闊的知識視野或尊重包容的心胸或許可以調適得比較好,溝通表達的技巧及認識自我也很重要。過於服膺主流價值,路都鋪得太好,反而可能讓人沒有機會問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求職謀生是一方面,更基本的是思考如何過一個有價值的人生,怎樣去過?要有什麼能力?知道方向在哪裡?首先,要先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需要有什麼樣的能力,然後去培養,即使選擇的路跟主流不太一樣或很辛苦,仍很甘願,這很重要。

我在通識中心可以接觸到各個領域、各個科系的學生,有不少學生對自己的專業科系領域不感興趣,而會去尋求不同的東西、不同的方向。曾經有一個學生對所就讀的科系不感興趣,大四時又去考學測、推甄上一個國立大學,到新學校報到後再用同等學歷考上社會領域的研究所。我覺得這樣的經歷太精彩了,但也太曲折了!這位同學家裡經濟狀況很好,可以讓他這樣玩,假如家裡經濟狀況不是很好,際遇將很不一樣。事後我詢問他原先系裡的導師或其他老師怎麼看待他的轉系?他說老師們會鼓勵他多加努力在系裡畢業;但如果他轉系的話就是個失敗者。我曾聽一些修教育學程的學生說,因為指導教授或老師不贊成,只好偷偷念教育學程的書;也曾聽說有些運動校隊中的研究生,在練習時看到指導教授要趕快躲起來,因為老師會認為他不務正業。我猜這樣的老師或許是少數,但若老師不認為專業系所以外的事情是有價值的,不鼓勵學生從事,是非常可惜的。社會變遷很快,計畫趕不上變化,終我們一生都需要持續學習。大學生還很年輕,人生的路還很長,應該容許學生有開闊的發展空間,而且應該支持學生探索,了解自己是誰,想要走什麼樣的路,需要發展什麼能力?協助學生走得長久,很重要。

 

四、共教會未來發展的願景及對具特殊創意與才能學生的培育

問:

現今所謂校園文化創意活動,除了探索學生自身的文化創意性向外,也相當重視教師的文化創意動向。我們如何支持具備創意理念與才能的優秀學生,提供他們可就業的場所與機遇?

主委:

學校能夠有一些空間讓學生去探究摸索及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至於能否為他們構築一個演出的舞台,讓他們享受表演樂趣的喝采,反倒在其次。因為社會上已有各式各樣的機會與舞台,想展現歌藝,有超級星光大道、超級偶像等電視選秀節目。而且業界及民間也常舉辦實務實習、參展比賽等計畫,在培育優秀創意人才方面,皆有其一定的裨益。而學校則可以扮演提供即時資訊與求職管道的角色,如果學生有心之嚮往的志業時,學校最好能夠在空間環境與經費籌措上提供協助。此外,學校裡有著不同領域專長的老師,不同屬性特質的社團活動,提供了文化創意的環境條件。對此,共教會提供藝術、運動或是跨領域知識整合的課程規劃,都是大學教育應有的基礎要件。

以往高等教育的目的即在興國,推動經濟建設,特別是一些後進發展的國家,所以教育的工具性特點很顯著,國家政策及經濟情勢也反映在大學特定系所的課程設置。隨著社會與科技快速變遷,以及全球化等趨勢,大學通識教育開始受到重視。共同教育委員會在清華已成立有年,盡可能地營造多元開放的學習環境。成立之初是臺灣高教的特例,現在已有許多大學成立類似機構。

 

五、主委嘉言錄暨好書推薦

問:

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請主委說句金玉良言以及推薦必讀好書,相信學子們及讀者一定獲益良多。

主委:

要認識自己,然後就付諸行動!我相信功不唐捐,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如何計算自己的付出是不是有回報?這就需要經常要回到自己的價值觀,去想這是不是有價值的,而價值是要自己去認定和賦予,當然也需要參考很多事情,可是最後還是要回到自我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想推薦一本我最近看的書,因為我想如果我不推薦,可能大部分人不會知道,也沒有機會認識它。這本書叫作《橄欖桂冠的召喚》,作者是倪慧如和鄒寧遠,講的是西元1936-1939年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

西班牙內戰發生在1936-1939年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時候整個世界的版圖和不同的意識形態風起雲湧,當時西班牙成立的共和國,主張民主共和的體制,但同時德國的納粹和義大利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也正在興起當中。西班牙共和國的成立,是西方民主進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卻也遭逢他們國內佛朗哥將軍叛變。當時西方美國、英國等國家都採取中立態度而不介入。而佛朗哥將軍則獲得納粹和法西斯的支持。這時候世界各地有五萬多個國際志願軍到西班牙去支持共和國,對抗佛朗哥將軍,包括美國知名作家海明威、英國寫Animalfarm(動物農莊)的George Orwell(喬治•歐威爾)、著名詩人聶魯達等都參加了。他們並不是
為了自己,而是基於一種非常無私的理念,一種對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和堅持,為了促進國際平等,覺得不能讓這一個新興的政體就這樣被法西斯消滅。很不幸地,佛朗哥在義大利和德國的支持下獲勝。有一個說法,如果當時西班牙共和國贏的話,納粹和莫索里尼也不會那麼快的襲捲歐洲。所以西班牙內戰在歐洲的歷史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

國際志願軍中有沒有東方人呢?大家都不曉得。這本書的兩位作者看了一部紀錄片《A GoodFight》,發現有中國人加入國際志願軍去參與西班牙內戰,於是就開始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去找,從很多蛛絲馬跡中找尋中國人參戰的紀錄。他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現在還在找各式各樣的資料,估計大概有一百多個中國人參與。這本書便記錄作者找尋的過程,介紹已找到的參戰者的故事。這對夫妻是老保釣,參加了1970年代的釣魚台運動後,認真地思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當然他們有一份維生工作,可是他們的價值、意義之所在就是鍥而不捨地把這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挖掘與記錄下來。這是一段非常曲折離奇卻很動人的歷史,但我們的主流教育通常不會談。而因為我們圖書館設立了特藏組,在這樣難得的機緣下,他們兩位整理了很多的文獻資料要送給圖書館。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實踐自己的理想,去保留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如果他們不做的話,這段歷史就湮滅掉了,我們就不知道華人曾經在世界上做過些什麼事情,曾經有過怎麼樣的付出。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介紹這本書,以及背後這一段歷史和理念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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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小芩主委與館訊小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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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莊慧玲   館長 召集人:張淑 主編:周澍來 編輯委員:張淑隉B吳富慧、張竺雅、陳姿臻、劉仁傑、賴怡萱、謝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