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1949――搶救1949文獻展」前言


國立清華大學 楊儒賓教授

1949有什麼重要?很顯然的,如果沒有中國的大變局,在近代史上,1949這個數字不會有多大的作用。它絕不會比1945二戰結束、1933經濟大恐慌、1914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來得重要,往下比,它也不會比1989柏林圍牆倒塌引發的骨牌效應來得重要。但因為1949有了中國變局的因素,一切就不一樣了。

由於中國是巨大的存在,不管就歷史、地理、人口或政治影響力來說都是如此,因此,很自然而然的,1949的意義完全被共產中國的興起這個面向壟斷了。相對之下,1949變局的另一頭的台灣幾乎被推擠到國際社會的角落,而且隨著一種越來越怪異的資本主義的共產中國之和平崛起,台灣的聲音越來越薄弱,影像越來越黯淡。對坐在北京中南海掌權的人來說,1949年後的台灣只是封建中國尚未完全清除乾淨的腫瘤而已。而對台灣許多本土派人士來說,1949是個令人厭惡的符號,台人不歡迎它,它卻不請自來,從此一個封建、專制、白色恐怖的文化就此籠罩在台灣上空。更糟的是,另一股更專制、更封閉、更令人不快的陰影老是咬住這個敗退來台的政權,它由舊大陸咄咄逼人,步步進逼,台灣可以迴轉的空間似乎越來越窄。隨著這幾年局勢的改變,氣氛似乎有些變化,但迷惘也許更深了:台灣該怎麼辦?

台灣該怎麼辦?答案也許還要回到1949去找尋。1949國府敗退來台,這個政權在大陸上顯然已失去了民心,在島內也沒有證據顯示它獲得人民的信任,即使跟隨它來台的百萬軍民是否跟它意志一致,恐怕也很可疑。但國府當時來台,它具有兩個意義,一是它在政治體制上代表中國,一是它在文化上代表傳統。在政治上,至少形式上它是由行憲而產生的政權,它對人民有「民主」、「自由」的承諾。在文化上,它至少自認為自己政權的正當性是繼承數千年中國文化的脈絡而來。而台灣的歷史雖然特多曲折,但就戰後的氛圍而言,民主體制與傳統文化仍是台人內在生命最根源的需求。這種強烈的需求我們在1945年8月下旬後的台灣社會,處處可以看得到,從昔日櫟社同仁到後來與台獨運動頗有牽扯的林茂生、廖文毅身上,我們都可聽到台人自治與重續漢文化的呼喊。

國府有沒有能力或資格承擔這兩個使命,很令人懷疑,認為國府掛羊頭賣狗肉的有識之士可能更多。但大動亂的時代可提供的選擇相當有限,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在當時隨國府來台或成為它盟友的知識分子當中,有兩組人馬具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一是文化傳統主義者,一是自由主義者。前者創辦了《民主評論》,其成員籠統的可歸為新儒家的範圍。後者創辦了《自由中國》,其成員多半被認定為自由主義分子。這兩種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卻選擇了離開中國故土,而寧願和他們不一定喜歡的國府到了台灣或海外。

文化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知識分子為什麼離開新中國?他們的選擇有沒有道理?經過一甲子歲月的積澱,歷史證明他們的選擇是對的。共產中國的興起縱有現實理由可說,在國際事務上它縱也曾承擔了扶助弱小、打擊帝國主義的歷史使命。但在繼承文化大傳統與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方面,六十年的實踐只能提供負面的教材。相對的,台灣在1949後,因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文物與人員的加持,在孤島發展的生物法則作用下,它利用國府帶進來的人力資源與文化資本改造了國府的本質,強化了台灣的體質,一種新創造出的生活方式與民主體制現已構成台灣社會中極核心的價值。這種成就是隸屬全體國人的,它是在不隨個人或個別團體意志的影響下,辛苦而強韌地發展出來的。台灣新文化的成就不當只是台灣的,它當屬華人文化中極有意義的成分,不管為己或為人,台灣都有義務保存並發揚之。造成今日台灣與今日中國不同面貌的關鍵因素就在1949,台灣是1949最大的受益者。

人的一生不一定可以碰到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而1949不但是劃時代的大事,它更是幾百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大事因緣。不管就中國史或就台灣史來說都是如此,中國史與台灣史的發展在1949作了最緊密複雜的交會。當日交會時的痛苦與後續影響之深遠都是驚人的,因為它夠偉大。而任何偉大的事件都絕不能容許被一種聲音壟斷,它需要多層面的解釋,身為當事者的台灣也該享有1949的解釋權。解釋需要建立在文獻的基礎上,沒有文獻的史觀是空虛的,沒有史觀的文獻是盲目的。本展覽為的是呼籲社會大眾注意1949的文獻,搶救1949的文獻就是搶救1949的意義,也是搶救台灣在兩岸變局中的發言權。